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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挖坑红包”坑的不只是家校互信
2018-01-18
 

 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近日报道,去年春节期间,广东省连州市的一名班主任张老师收到一名学生家长发来的88.88元的微信红包,领完红包后,张老师马上回赠90元红包给家长,家长却没领取,并向当地教育部门举报。后该市教育局认定张老师未归还红包,未向组织汇报并交由组织处理,虽然免予纪律处分,但仍作出了给予其诫勉处理、通报批评的决定。此事经媒体曝光后,引发各界关于家校信任问题、教师如何保护自己等问题的讨论。

 

信任是家校联合的基石

土土绒

逢年过节互相发个红包表示祝贺,联络一下感情,这几年来已逐渐成为互联网时代的“新民俗”。教师能给家长回一个更大额的红包,就证明她并不是有心贪钱。而家长亲手发了红包,又向教育局举报,这样的行为似乎并没有交流沟通的意愿,也并不想解决什么问题,所为何来?

这个红包到底该如何定性,恐怕还有争议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家长给教师“挖坑”的做法会给家校互信埋下隐患,在孩子今后的教育上,家长和学校、教师之间,恐怕很难做到坦诚有效的沟通,也很难协商一致、紧密合作了。事实上,不管这场风波的当事双方有怎样的矛盾,采取了什么手段,最终受伤最深的还是无辜的孩子。

信任是家校联合的基础。早就有调研显示:家校信任程度差异确实十分显著;信任程度愈高的学校,学生阅读及数学的成绩亦愈佳、学生在学业成绩上的改进愈为显著。道理很简单。家校互信让双方的交流沟通成本降到最低,大家都可以把精力放在孩子的培养上。而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,教师和家长之间有任何一点分歧,都很容易被上纲上线、无限扩大化,双方无法通过交流和沟通解决问题,最后,“误会”就成了“事实”,小问题就酿成了大矛盾。

事实上,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。人类的专业分工就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。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社会共同体中,猜忌造成的成本便会降到最低,投入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就会得到最大的回报。而在一个互不信任的共同体中,互相提防、猜疑斗争带来的内耗会极大地拖累群体的发展。

更何况,教育是“育人”的事业,而育人不仅仅是指教给孩子多少知识、帮助他们考到多高的分数,更重要的是,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习得为人处世的准则,培养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假如在他人生的最初阶段,看到的是与他最亲密的两个人群(家人与教师)互相提防、挑刺,他又如何学会诚以待人、合作共赢呢?

当然,在家校互信的路上,确实会有很多阻碍。毕竟教师和家长看问题的角度不同,产生分歧也很正常。而最好也是最简单的方法,便是双方坦诚相待,互相包容,以沟通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手段,以孩子的利益作为共同旨归。爱人者,人恒爱之;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这是基本的社交法则,也是为了孩子,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到的。(作者系媒体评论员)

 

教师要学会自我保护

汤勇

据媒体报道,涉事的张老师班上有一学生家长要求给孩子调位置到前排,这名学生个头高,如果调到前面,会挡住其他学生,于是张老师给调到倒数第三排,这位家长继续要求调座位,张老师没有满足其要求,导致双方关系比较紧张。就在大年初一,学生家长给张老师发了一个微信红包,张老师以为是家长想改善关系,顺手点了红包,并马上礼尚往来回了一个红包。于是就有了家长把截图发到网上,到教育局状告张老师收取家长红包一事。

本来只是家长对教师的一个常见诉求,怎么就演变成了一种对立关系了呢?冷静思之,笔者以为,作为张老师,在面对家长继续调位的要求时,如果与家长及时说明情况,作好沟通,求得家长的理解支持,有可能便不至于把关系搞那么僵。

后来面对家长所发的红包,如果张老师能够多双慧眼,懂得“瓜田不纳履,李下不整冠”的道理,能够对自己多点保护意识,要么不领取其发送的微信红包,要么及时通过其他形式退还给家长,要么及时向组织说明情况,主动规避这类行为,就不会给人口实,也不会造成声誉上的伤害。

对于家长来说,希望把孩子调到前排,倒也无可厚非,但是不知道这位家长有没有想过,自己的孩子到前排遮挡了其他孩子,别人又是什么感受?家长如果能够心胸开阔,具有同理心理,而且做到光明磊落,坦荡真诚,不挖坑陷人,张老师也就不会被置于这样难堪的境地。更值得忧虑的是,这样的行为对年龄尚小的孩子更是一种无形的伤害。更重要的是,教育好自己的孩子,是每个家长最重要的事业。从功利的角度讲,孩子教育不好,对于老师来说,仅是那么几十分之一;但对于家长来讲,却是关系到整个家庭乃至一代人、几代人的事。家长自以为这样整了老师,但是想没想过后果:孩子今后怎样面对老师呢?家长也许会觉得赢了老师,但很可能会输了孩子。

做教师不易,让家长和社会都满意更不易。教师是普普通通的人,不是神仙圣贤。面对诸如张老师之类的事件,作为公众尤其是各类媒体,应该多些理性和包容,多传递一些正能量,不要对教师赋予太多道德色彩,不要动不动就以所谓的师德去绑架教师,更不要因为个别教师的行为,无限地上纲上线到整个教师群体。(作者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委会理事长、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)

 

来源:《中国教育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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